2009/8/20

一個人死的時候相信永生,另一個不信──請問:哪一個勇敢?

信仰很好,它總在人面對困境時,給人一條生路。牧師之所以為牧師,就是不斷給人希望,給人生機,這是牧師口吻的特點。怎樣叫虔誠?似乎就是一派積極,並且總不走進困局

早陣子跟友人談到擔心戰爭,友人便說,耶穌教我們,被審問時不要憂慮說甚麼,因為聖靈會引導。

我有這樣的想法:是的,當人面對不能承受的恐懼或焦慮時,便會產生一種抵償性的想像,它是一廂情願的,但又是必需的,因為沒有它,我們根本承受不了這個衝擊。例如,驚恐的人需要相信事情好快過去,即使事實更糟,若讓他遇上真相,他大概會發瘋。

我還記得有一回遠足,路很辛苦,領隊說很快會到,目的地有山水豆腐花吃,多美味。當然,事實不是很快就到,但這一騙,又到了可以忍受的距離。欺騙,一直有它的道德性。

說回跟友人談戰爭,大概已超出她的承受點,自然分泌解毒劑,「不用想,聖靈會教你」,這時候,發揮了止痛的效果

哲學家尼采那個能夠顛覆價值的超人,或者神學家潘霍華那個承受現實的門徒態度,不是人人都能接受──不,事實是:絕大部分人不會接受,因為還有牧師整天講的那種「交託的信仰」作為敬虔選擇。

宗教的確產生抵償痛楚的劑量。馬克思說宗教是鴉片,逃避現實,我想不如說是它提煉出來的嗎啡。對於極度痛苦的人,注射嗎啡,真的是欺騙嗎?

我相信,相信永生有令人更勇敢的潛能:如果最後都賺回來,有甚麼輸不起?──但事情不是這樣,據說,基督徒患上焦慮症,比沒宗教的人比例更多,因為有一個神可以整天被埋怨,心理更不平衡。

我的策略是,盡可能推遲注射嗎啡,因為,忍受痛苦才令人生清醒。不過,我需要嗎啡,在我受不了恐懼和疼痛時,我會把手伸向那個永生。

--轉載自時代論壇第1137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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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的策略是,盡可能推遲注射嗎啡,因為,忍受痛苦才令人生清醒。不過,我需要嗎啡,在我受不了恐懼和疼痛時,我會把手伸向那個永生。”

古斌呀古斌,別騙人,你既然知道那是嗎啡,你就更清楚毒隱過後的代價是什麼。
除非那一刻你能從心相信那不是嗎啡,而是永生,否則清醒如你固執如你,其實是不可能去注射嗎啡的。當然若你已經痛苦得不能自控,這作別論。
唉,還有,說到底,永生的盼望或者真的不及嗎啡那麼能夠即時止痛,是嗎?
嗎啡是實在的,盼望是弔諱的——最實在也最虛無。
而且最後能否得著永生的福氣(就算浪子的父親從來沒嫌棄兒子),有時人心的破碎,叫人只能被捆在苦罪之中。唏噓啊。sigh….(誰說浪子一定能回頭?)

古斌,或許我強姦了你的文意。
不好意思,我這刻需要知音人,就讓我任性地發發姣吧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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